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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时期的社会舆论监督
发布时间:2019-10-16 23:53 阅览次数: 来源:未知

  春秋时期(公元前722-前481年),齐、晋、楚、秦、吴、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,攻城略地,此消彼长。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,又怕得罪这个大国,又怕得罪那个大国,成天惴惴不安。

  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。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。

  公元前565年,郑国的司马(军队统帅)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,获得大胜,把蔡队的主帅也俘虏了。

  郑国人非常高兴,张灯结彩,大肆庆祝。子国更是居功自傲,忘乎一切。这时,有一个人提醒子国: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

  这个提醒者,就是子国的儿子,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(名公孙侨,字子产。约公元前583-前522年)。

  子产对他爸爸说:“我们郑国是个小国,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,没有搞好,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,抢立战功,恐怕要带来灾祸。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,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?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,晋国肯定不高兴,也会发兵来打我们。楚国、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,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?”

  一席话,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。可是,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?子国说不出理,只得摆架子训斥:“国家大事,有正卿(最高爵位,执政长官)子驷先生做主,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?小孩子胡说,要砍头的!”

  第二年,即公元前564年,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。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,吃了不少亏。

 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。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、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,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,国内力量了。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,纠集起来发动叛乱,冲入朝廷,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,只有担任司寇(司法部长)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。郑国出现巨大的危机。

 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,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,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。叛军已然挟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。子西见状,又折回家中调兵。但是,出了这么大的乱子,家中的臣属、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,已经逃走大半,兵也调不成了,子西无奈,只得叹息。

  子产却临危不乱。他在家中,先派人把守好大门,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,指挥他们封闭府库,布置防守,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,收敛了父亲尸体,就去攻打叛军。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,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。

 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,是公元前536年的“铸刑鼎”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,向全国老百姓公布。这是中国史、法制史的一件大事。

 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。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书中说,春秋时期,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,决不能让国人知道。这样,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,增加的恐怖和神秘。这当然是一种古老时代的遗迹。

 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,他根据已有的刑法,加以修改,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,并把刑法公诸于世,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,知道犯了得到什么样的处罚,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,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。子产这个做法,遭到很多贵族反对。

 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。信中说,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,不敢随便乱来。你把法律公布了,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,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,这样就不怕长官了,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,贿赂到处泛滥,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!

 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,顶着晋国压力说:“我为的是救世啊!”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。结果呢?效果不错,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,大众欢迎,犯罪案件减少了。

 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。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,孔子说,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。人民知道了法律,只看鼎上的条文,不看贵族脸色,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?

 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,不看重法律,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。所以他对“铸刑鼎”如此猛贬,并不奇怪。孔子认为,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,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,只求免于犯罪,而失去内心的廉耻,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。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,人人讲仁爱,家家睡觉不关门,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。

  因此,孔子认为,在一个社会中,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,就不正常了,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。

  周谷城的《中国史》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。他评论此事说:“反对自反对,批评自批评,而时代的迫切需要,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。”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,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的“铸刑鼎”。

  在现代社会,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,以为从来如此,那就错了。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,带头开创的新制度。

  在改革中,子产不回避争议,不压制争议,也不怕争议。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。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,增加税收,充实军饷,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,就遭到一些人咒骂。有人说:“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,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!”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,整顿三农。他采取的具体措施,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,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。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,或者充公,或者归还所有者。在这个过程中,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,并向他们征收赋税,以增加国防开支。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,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,并共用一口井等等。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,造成麻烦。

  到这个地步,子产怎么办?他的回答是:不要紧,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,我死也得做。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,坚持下去才能成功,我下决心不改变了!

 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,如果行不通,他宁肯撒手,也不迷恋高位。有一回,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,未得子产批准。丰卷大怒,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。子产得知,为了避免国家陷入,马上辞职,并声明要离开郑国,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。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,表态支持子产,把丰卷驱逐,子产才复职。复职之后,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,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,又把田产还给丰卷,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。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而没收他的田产。这是子产的宽容,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 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,不得不讲究外交。在这方面,子产不拘一格,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。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,善于措辞;裨谌最富谋略,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;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,最善决策;游吉是个大帅哥,举止温文善于交际。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,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,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,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;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,仔细筹划;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;最后委托游吉执行。

 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,言辞慎重得体,既维护了郑国利益,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,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。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,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,无人不晓,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。

 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(公元前543-前522年),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。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,保持了安定,经济得到很大发展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,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,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,还手握大权,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,隆重有如国家遗训。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,孔子含泪叹道:“子产啊,你是古之遗爱也!”子产不毁乡校颂

  如果说,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,那么,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,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,支持社会舆论监督,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。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,仅此一例,千古流芳。

  郑国人有个习惯,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,议论国家大事。这就好像北京“的哥”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。北京“的哥”是在小车里议论,范围很小。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,影响就大了。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?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说:“以论执政”,就是议论国家大事。当然,有赞扬有批评。

 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,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。《左传》记载,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,很是恼怒,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: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,怎么样?

 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?然明知道,子产曾说过,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,才能靠宽容服人,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。因为火性猛烈,人见了害怕,所以很少有烧死的;而水性懦弱,人喜欢玩水,好多人因此淹死。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,对于反对自己的人,当然不会客气。

 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。子产说:“为什么?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,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,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。他们称赞的事情,我就实行;他们恼火的事情,我就改一下。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,怎么能毁掉呢?我听说,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,就可以减少怨恨,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。毁掉乡校,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,可是你想过没有,民怨像大河一样,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,一旦决口,不知要伤害多少人,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。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,因势利导。我的意思是说,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。”

 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:“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,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。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,郑国就有了依靠了!”

  既实行猛政,又容纳人们的反对,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,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。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。

  这件事,孔子倒非常赞成。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,极力称赞说:“从这一点来看,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,我是不会相信的!”孔子这样称赞子产,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。孔子虽然轻视法律,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,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。

 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,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,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文明的著名案例。唐代韩愈狂妄自大,很少说人家好话。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、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,韩愈就口出恶言,咒骂刘、柳是“小人”,刻薄之极。可韩愈在《左传》中读了子产的事迹,心向往之,特地写了一篇名文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。

  我好思念子产啊!要知道,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。堵住人的嘴,听不到批评,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,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?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。子产不毁乡校,郑国的就理顺了。想当初,周厉王暴虐无道,国人咒骂他,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,结果怎么样呢?民众起来反抗,把他放逐出去了。可惜呀子产,生不逢时,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。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,那该多好!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。如今,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?我线年末,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。会上,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,他的苦恼是,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,缺乏本土资源。面对我们的传统,提倡舆论监督,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,缺乏说服力。

 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?子产的政绩,孔子的支持,韩愈的赞颂,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,这也是我们建设文明的重要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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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是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助理人员、“前七篇”、“二十五条”等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入之一和惟一在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